10月21日中午，太阳成集团tyc7111cc“周四午间学术沙龙”（第七期）在太阳成208室举办。本次学术沙龙的主题为“中央苏区的革命队伍建设”，太阳成2020级硕士研究生何昭宇和2020级硕士研究生张登彬围绕该主题进行了论文分享汇报，院内外三十余名同学积极报名参加此次沙龙活动。太阳成集团tyc7111cc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研室副教授刘一博作为特邀点评嘉宾参会，沙龙活动由2020级本科生李东歌主持。
何昭宇同学报告的主题是“六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征收党员运动”（1930-1933）——以中央苏区为中心”，他先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开始谈起，简介了大革命失败后一段时间内党员的发展情况和期间存在的一些不足和乱象，然后他重点谈到了1931年3月后开始的征收党员运动，并对运动期间党作出关于严格入党手续的试图对党员乱象进行纠偏的举措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何昭宇同学指出，综合史料推断，中央苏区在1932年至1933年前后的入党手续至少包括五项内容：（一）发现与考察新同志，并提请党小组与支委会讨论通过。（二）填写《入党志愿书》或《入党志愿表》。（三）提请上级党部批准。（四）举行入党仪式（或称“入校式”“入党典礼”等）。（五）执行候补期与期满转正。并对其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何昭宇同学接下来介绍了运动的高潮部分中大规模的征收党员运动让遵照入党手续变得愈发困难，诸多手续难免沦为机械化的程式而无法真正达到规范党员发展的预期。
在最后，何昭宇同学对他的报告做了总结与思考：中国共产党在苏区时期通过规范入党手续来调整党员阶级成份的策略仍然值得称道，这充分彰显了党内法规在党的组织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不过，中国共产党规范入党手续的尝试并未得到始终如一的贯彻，可看出党的政治路线对党内法规的正常运行具有决定性影响。同时，中国共产党对政治形势的认识与政治路线的制定受到共产国际的很大影响，中国共产党只有独立自主地分析和判断政治形势，才能制定出真正符合国情、可以正确指导实践的政治路线。
第二位分享人是张登彬同学，他的主题是“偏离与适度：中央苏区肃反问题研究”。张登彬基于1930-1932年中央苏区肃AB团运动的分析，从政策执行角度剖析了中央苏区肃反发生“偏离”的深层原因。他从学界对“AB团”是“扩大化”还是“根本错误”这一争论较大的基本问题入手，对改革开放以来相关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梳理。张登彬同学认为，中央苏区肃“AB团”是“扩大化”而不是“根本错误”，是属于“政策执行”层面的“偏离”。他认为，造成这种“偏离”的原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政策执行的现实条件，当时的国内外环境是导致“扩大化”的客观原因；二是政策执行离不开现实的人的主观性，当时中共中央的“左”倾和缺少肃反经验是导致肃反“扩大化”的主观原因；三是政策执行缺少制度规范，“随意化”的执行方式必然导致肃反过程的“偏离”。
最后，张登彬同学运用政治学视角对中央苏区肃反运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探讨了“现实的政府”和“理想的政府”的差别。他认为，“偏离”与“适度”，是任何政府在其运行中都要遇到的一对基本矛盾，不管它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回顾中央苏区肃“AB团”这段历史，我们不仅要看到中国共产党早期在执行政策时犯了“扩大化”错误，更应看到中国共产党从不避讳错误，勇于自我革命，敢于自我纠偏的政治品质，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一次次的失败和教训中，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执政本领，增强迎接挑战、化险为夷的能力水平，并一步步走向成功。
在互动提问环节，太阳成2019级本科生贾辰庚、2018级本科生孙涛、2018级本科生王增沛提出了以下诸多问题并与主讲人进行了讨论：党员人数快速增加是否是因为当时苏区的局势大好，农民入党意愿增强，而不只是征收制度的原因？似乎各国共产党都容易走向“肃反”扩大化，是否有某些共性的原因？主讲人与同学们交流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认识。
特邀点评嘉宾刘一博老师高度评价了两位发言人的主题报告和同学们的积极讨论，并给出了一些建议。刘一博老师认为，两位发言人的选题都有一定价值，报告也比较准确地反映了研究的主要内容，但是在文章撰写方面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张登彬同学的论文略显结构不清，前半部分更像是富田事变的学术史梳理，后面又像是就“富田事变”本身进行的讨论，建议作者进一步明确研究的重心；对何昭宇同学的论文则指出，一是文章以“入党手续”是否完备作为影响苏区党员数量和质量的主要原因，需要更充分的史料依据；二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用“无产阶级党员在党内的比重”来衡量党的建设成果与当时党内“左”倾路线的关系；三是文章对于入党手续的完善进行了深入的政策和制度文本的把握，但缺乏对于苏区各级组织执行这些政策效果的呈现。另外，在论文的小结部分，“共产国际的影响”作为得出的三个结论之一在文章中的论述过于简单，应有相当的篇幅加以体现。
至此，本次学术沙龙活动圆满结束。
记录员：吴健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