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寿涛，太阳成集团tyc7111cc教授、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材研究基地”和天津市高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联盟特约研究员。
本文得到天津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名师工作室”专项支持。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十九大报告中的“人民”二字重达千钧，充分宣示了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人民立场和执政宗旨。这种人民立场和执政宗旨既根基于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也根基于中华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唯物史观基因”——源远流长的民本思想或重民传统。
中国古代有着源远流长的民本思想（或称重民传统）[1]，学界几乎有着共识。金耀基认为，“凡为生民立命，凡为天下着想之精神，即是地道的民本思想”[2]P6，这些思想“实是中国政治思想之主流”[2]P5。宋志明认为，民本思想，“其典型的表述就是‘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这是中国古代哲学在社会历史观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3]。吴怀祺则认为：“民本思想是历史思想的根本观点。历代思想家提出的民本思想是总结历史兴衰的基本点。”[4]作为唯物史观基因的民本思想或重民传统，肇基于西周初年，后来得到不同历史时期思想家的多方阐释和发展。
先秦诸子：重民传统的肇基和多方阐释
以色列学者尤锐曾正确地指出，对“民”在政治中重要性的认识，“可以追溯到中国政治传统的最早阶段”[5]。这主要体现为《尚书》中的明德保民思想，和《左传》对民心向背重要作用的记载，这可谓重民传统的肇基。而后，先秦诸子对这一思想和传统给予多方阐释，其中孟子“民贵君轻”的论断，光耀千古。
商周王朝的兴衰更替，使周初的统治者感受到民众力量的巨大，他们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较为系统的明德保民思想，强调“以德配天”，整合“天命”和“民意”，并开创性地提出“欲至于万年为王，子子孙孙永保民”的政治见解。这些思想和创见主要记载于《尚书》中，如：“皇祖有川，民可近，不可下，民唯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太誓》）；“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尚书·皋陶谟》）；以及“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通‘威’），自我民明威”（《尚书·皋陶谟》）。尽管统治阶级“保民”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其政治利益；尽管在政治实践中重民保民会大打折扣，但这种见解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承认劳动人民的力量，触及社会运动的根本力量，代表着对神权政治铁幕的突破，是贯穿中国传统文化始终的民本思想的源头，有学者甚至称其为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干元细胞”，强调后来管子所谓“政之所兴，在顺民心”，孟子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贾谊所谓“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矣”，都可以追溯到这里。[6]
《左传》中有大量有关民众重要性的记载，如：“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季梁的话，《左传·桓公六年》）“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史嚣提出的激进观点，《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吉凶由人”（周内史叔兴的主张，《左传·僖公十六年》），等等。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就曾指出《左传》是有民本思想的著作，其中有关人民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反对国君的说法是中国古代的文化精华。[7]P355~368有学者明确概括道：“我们在西周文献中所见有关民众在政治中的重要性的理念，在春秋时期变得势不可挡。《左传》以及稍后的《国语》中，充斥着关于‘民’对于国家命运至关重要、君主应该关照民众生活的论述。尤其是《左传》，可谓是‘民本思想’的集大成者。”[8]
《尚书》中的明德保民思想与《左传》的这些记载，影响到先秦诸子的政治思考，墨法儒等各家对这种重民传统或继承，或改造，或批判，进行多方阐释。其共同点在于都视君民关系为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强调民众是社会的主体，君主则处在从属的地位。
墨家把“爱利万民”、“为民父母”（《墨子•尚贤中》）作为王者受天命、作圣人的必备条件。法家诸子认为民是国家政治的基础，国家君主必须以民为本，得民心者行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9]P139。商鞅曾言道：“圣君之治人也，必得其心，故能用力。”（《商君书·靳令》）“今夫人众兵强，此帝王之大资也”（《商君书·弱民》），他主张以各种方式调动民众力量来为国家政治服务。韩非子则提到：“无地无民，尧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强。”（《韩非子·饰邪》五帝造福于民，“民乐之，使王天下”（《韩非子·五蠹》）。《管子》中这类思想更为突显：“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言》）“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体以为国。”（《管子·君臣下》）“以人为本”这个命题，是法家最先明确提出的。而在孔子、孟子和荀子的言论中是找不到如此明确的提法的[9]P138~139。慎子认为，“得助则成，释助则废”，“得助于众”，君主权势大小取决于民众支持，他并提出，“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慎子·威德》）儒家对民本思想的阐释更为系统。孔子认为：“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荀子提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君道》）。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一光辉命题，流传千年，后世思想家中，类似的民本或重民思想不绝于缕。
汉初诸子：民本思想的系统论说与培育
秦汉以后，民本思想逐步走向系统化，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执政理念的核心。这种系统化主要表现在汉初诸子如董仲舒、《淮南子》，特别是贾谊的系统论说上。
董仲舒从天人感应论来论证民本思想：“且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
《淮南子》同样认为民是治国之本。《泰族训》云：“国主之有民也，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则本固，基美则上宁。”视民众为君主生存的根基，比喻贴切。《主述训》道：“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将食物、民众与国家、君主联系起来，清晰而扼要地阐明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当然，这里所谓的以民为本，并不是说民比君更重要，而是说君主离不开民众的支持，民心向背关系政权存亡。书中还讲到安民之术在于“足用”、“勿夺时”、“省事”、“节欲”，以此强调“经济对民生的重要，反映了见解的切实”[10]P89。
在汉初诸子中，对民本思想论说最为系统的是贾谊。有学者评价道：“从先秦以来，重民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优良传统，不断有思想家、政治家通过理论阐述充实其内涵，贾谊的论述全面具体，让它有了更丰富的内容。” [10]P82
从秦末农民起义的伟大创举中，贾谊相当敏感地意识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以“民无不为本”的命题，高度肯定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他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他并将这种作用具体化“民无不为命”，“民无不为功”，“民无不为力”三个具体命题。他又说道：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命也。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故国以民为存亡，君以民为盲明，吏以民为贤不肖。此之谓民无不为命也。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功也，故国以为功，君以为功，吏以为功。国以民为兴坏，君以民为强弱，吏以民为能不能。此之谓民无不为功也。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力也。故国以为力，君以为力，吏以为力。故夫战之胜也，民欲胜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大政上》）
更可宝贵的是，贾谊还明确提出“与民为敌者，民必胜之”的精湛论断，他基于“畏民”而“重民”，清醒地认识到被统治奴役的人民决定着国家的兴衰、君主的安危乃至战争的胜败。他说：
“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
“故夫民者，大族也，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适（敌）也。呜呼！戒之哉！戒之哉！与民为敌者，民必胜之！”（《新书·大政》）
贾谊对民本思想的系统论说影响深远，成为后世政治家重民的重要依据。如唐初李世民明确提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并认为“日所衣食，皆取诸民者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贾谊民本思想的地位也得到学界赞誉。徐复观认为，贾谊的政治思想“完全立基于人民之上”[11]。许殿才强调，贾谊的民本思想“是接近唯物史观的观点”[10]P82。
明清诸子：民本思想的批判复归与发展
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对传统民本思想有所批判、发展和复归。
黄宗羲把“民贵君轻”的思想发展为“民主君客”思想。他指出：“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天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明夷待访录·原君》）这明显地体现他对君主专制制度的强烈抨击，而成为近代民主思想发端的起点。
顾炎武认为，君王不是天命的承载者，他与农夫一样，也要靠劳动吃饭，不过农夫靠种田，天子与公、侯等靠管理国家政务，保一国一地之平安，农夫才拿出赋税供养他们。因此，说到底，他们与庶民一样。历史之“道”，在“小人之依”即普通民众的生活条件和现实要求中，民视天视，民听天听，绝不是靠什么天命图谶。他论说道：“秦之所以亡，汉之所以兴，则亦不待谶纬而识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此百世可知者也。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此百世可知者也。”（《日知录》卷七《子张问十世》）由“从小民之所依”出发，他还提出“为天子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为”，“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民之议矣”（《日知录》卷九《守令》）等主张，这些虽然还不是“民主论”，但它们开始突破了典型的君主专制的界限，则是显而易见的。[12]
王夫之明确把历史发展的客观动力称为“天”，将“天”归结于“民之所同然”或“民心之大同”，即归结为一种可视可听的现实的客观力量[13]。他认为，“‘民之视听明威’，皆天神也”，肯定人民群众的“视听明威”对历史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力量，而基本上摆脱了神学史观，他也力图摆脱英雄史观，坚持“即民以见天”的进步历史观。他看到大多数人民的要求是合理的，人民的视听是精明的；要推动历史前进的人，必须重视和体察民心之好恶向背。他说：“有视听而有聪明，有聪明而有好恶，有好恶而有德怨，情所必逮，事所必兴矣，莫不有理存焉。故民之德怨，理所察也，谨所恶以亶聪明者所必察也。”（《尚书引义》卷四）有学者评道：“这是荀况、贾谊的重民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和复归。”[14]P261
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都或多或少地表现了某种对人民群众的重视和尊重，而与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相近相通，构成丰富而宝贵的“唯物史观基因”，是“我们宝贵的文化资源，是应当有分析地加以发扬光大的”[7]P5。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人民立场显然是对这一优秀文化资源的继承和发扬。当然，我们也需要强调：民本，并非民主，民主思想也不等于民主制度。孙中山曾明确指出：“中国古昔有唐、虞之揖让，汤、武之革命，其垂为学说者，有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有所谓‘闻诛一人纣，未闻杀君’；有所谓‘民为贵，君为轻’。此不可谓无民权思想矣，然有其思想而无其制度。”[15]他这一“有其思想而无其制度”的判断，确是的论。但同时需要强调的是，民主必然以民本为基础，现代民主制度执政的合法性也必然取决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人民立场和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执政宗旨正是中国传统民本政治的现代版，更是重民传统的延续，也是中国共产党持续执政的动力和源泉。
参考文献
[1] 张分田，张鸿.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内涵与外延刍议. 西北大学学报，2005（7）.
[2] 金耀基. 中国民本思想史.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3] 宋志明，向世陵，姜日天. 中国古代哲学研究.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307.
[4] 吴怀祺. 中国史学思想通论•总论卷 历史思维卷.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114.
[5] [以]尤锐. 展望永恒帝国——战国时代的中国政治思想（孙英刚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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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刘家和. 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8] 郑君华. 论左传的民本思想. 中国哲学，1983（10）.
[9] 张分田. 民本思想与中国古代统治思想（上）. 天津：太阳成集团tyc7111cc出版社，2009.
[10] 许殿才. 中国史学史（第二卷）（秦汉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的成长）.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1] 李维武编. 徐复观文集（修订本）（第五卷）.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112.
[12] 许苏民. 顾炎武评传.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261.
[13] 张明华. 中国哲学史上的历史观学术讨论会记略. 哲学动态，1985（11）.
[14] 肖萐父、李锦全. 中国哲学史（下）.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5]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261.